前人对京派与海派曾有过争论，最著名的莫过于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京派”与“海派” 》一文，他认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以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时至今日，处于21世纪和谐社会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当时对“京派”及“海派”的议论，可能有些看法有失偏颇。若以书画艺术加以区分比别则分为海上画派及京津画派，他们各具风骚，各领千秋。
潘天寿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中就从艺术创造与风格建树上对海派画派书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会稽’赵撝叔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以属特起，一时学者宗之。……光宣间安吉吴缶庐昌硕，四十以后学画，初师（撝）叔，伯年，参以青藤，八大以金石篆籀之学出之，雄肆朴茂，不守绳墨，为后海派领袖，使清末花卉画得一新走向焉。”
在中国的近现代绘画史上有多种派别。诸如海上画派，岭南画派，吴门画派，长安画派，京津画派等。京津画派虽较晚才提出来，然后就其成就与影响。京津画派不在诸派之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鲜明地提出京津画派对中国绘画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期的“京津画派”在历史的变革中，记录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进程，从而更凸显出他们珍贵的学术意义。京津画派在各种画派中独具特色，兼收并蓄。画家中既有北方皇室成员与平民雅俊。也有江南秀士才子，作品中既有北方的粗犷厚重，同时也不失江南的秀美幽约，它的绘画风格影响了近一个世纪。今天越加显示出艺术魅力。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源远流长，精深浩大。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绘画艺术在经受了外来文化强烈的冲击的同时也借鉴了西画的许多有利因素。在改造和发展中国画的过程中，前辈们不断开拓了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绘画中的二十世纪前期无疑是中国美术史上最为绚丽璀璨的时代。多元化的画家群体与绘画流派的并兴成为这一时期美术的主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高手流派之多，绘画题材之广，技法画路之宽，成就影响之大，是这一时期的特征。书画的艺术殿堂中各种画派争奇斗艳。今天我们仅采撷其中两颗明珠——海上画派与京津画派加以比较探究。
海上画派的形成
据《上海县志》卷14栽，上海“最初开埠在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1845年签署的《上海土地章程》确定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外滩处）以西作为英国居留地，租界正式建立。上海的正式开埠及租界的建立，标志着这座城市从封闭型到开放型的转制。尽管这种转制是大强权入侵和殖民压迫下痛苦的开始的但积弱积弊的闭关锁国政策却从此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上海这座新兴的城市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放眼看世界，开门纳西风，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就地区区域性而言，上海的开埠所引发的社会发展——属于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多元性，包括商业的繁华真正形成了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变通、互惠、共赢的格局。人民的生活也随着商业发展而有更广泛的视野。对本土文化，外省文化，外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共识和价值确认，正以其内涵的活力和外在的张力，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经济结构，文化模式，消费需求，艺术品位，人文底蕴等。人们对艺术的追求，美的享受，甚至人情来往酬谢礼物都落在精致文化的发展上；就文化特性来说，绘画创作是极为适宜的主题艺术。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需要，画家们大胆革新，锐意求进，走上绘画创新的道路，逐渐形成为当时国内画界影响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海上画派”。据《淞南梦影录》中记载“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上海自开埠后，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为中国乃至东南昌最大的城市。从而为来自各地的书画家们展示了一片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新天地，形成了以赵之谦、吴昌硕、“三吴一冯”为代表的海上画派亮相于世，是必然的。这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海上画派的销售特色
海上画派的形成和发展与上海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构筑上海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艺术品消费机制的主体力量是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下的海派商人以及具有商人性格的海派市民。以绘画为社会职业的按劳取酬的方式出现，使维护艺术市场的中间环节，除了职业掮客和专门店铺，还有美术社团，润格制度，商业资本以及新兴的视觉媒体，公共空间所组成的庞大运作网络。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曾说：“当时的上海，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而来，侨居卖画。公寿、伯年最为杰出。”当时海上画派的职业书画家，画作皆明码标价，有些是自己销售，大部分是依托画店，就像现在的签约画家。画店为不同级别的书画家的润格设一个“标签”标上人物、山水、花卉、翎毛、书法字体的尺寸与标价，来购画的人就根据这“标签”上的价格向书画家订件。书画家与书画店的关系是相互依靠、相互扶持。书画家需要依托书画店来确定地位，打开销路。而书画店也需要依靠著名的画家来确保档次和书画的货源。因此画家与画店所建立的润笔“标签”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艺术与商品的营销关系，把海上画派加以推广和宣传，使海上画派画家的知名度更进一步扩大。《海上画语》就记载了喜爱任伯年画的广东画商索画过程：“粤商索画，累候不遇，值其自外归，尾之入，伯年即登楼。返顾曰‘内房止步，内房止步’相传为笑谈”。 可见海上画派画家的作品热销。
海派画家胡公寿对当时海上画派所起的市场推介和书画营销作用也非同一般。胡公寿长期受聘于上海的钱业公会，与不少工商金融人士相熟，极有意识介绍任伯年、虚谷、吴昌硕等人的作品给一些企业家、实业家及银行家从而构建了一个工商界人士与书画家交往的平台，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现在书画经纪人的作用，从而对海上画派画作市场化起到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
待续
